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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向平:郑州商城遗址的商墓与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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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11 13:39:45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要:对郑州商城二里岗期墓葬的分析表明,商城中聚集了多元的人群,先商以来的大型亲缘组织此时可能趋于解体,人群依等级和职业在城内外居处。郑州商城的建造是对大量聚集的都城人口的地缘整合,同时也以其宗教意义影响了埋葬习俗。
郑州商城的建造,是中国早期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商城巨大的面积、宏伟的城墙及大量的夯土建筑,显示了前所未有的人口集聚程度和社会组织能力。伴随着郑州商城的建造,商城内的墓葬在墓地形态和葬俗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郑州商城遗址商墓的分析,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商城的人群构成、社会组织及功能分区等问题。本文拟对郑州商城遗址二里岗文化时期墓葬的分布和特征进行分析,进而对墓葬与城墙的关系作一探讨。
一不同墓向墓葬的分析
郑州商城目前见于发表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墓葬有135 座,主要分布在内城东北部白家庄(属遗址C8 区)、西墙北段外的人民公园(属C7区)和铭功路制陶作坊(属C11区)等地。20世纪50 年代,在内城东南角外的杨庄(属C2 区)和南墙中段外的郑州市卷烟厂(属C9 区)出有铜、玉器等,应有墓葬分布。此外,内城南墙外的南关外一带(属C5、C9 区)有不少无随葬品的墓葬,有的墓形不规则或墓圹不清,死者姿势不自然,性质或较特殊。
在135 座二里岗期墓葬中,有3 座因墓圹破坏或报告未做介绍而方向不明,另有16座因未发现人骨或报告介绍不清而仅知为东西或南北向,其余墓葬中有北向墓43 座、东向墓21 座、南向墓39座、西向墓13座。
北向墓的数量最多,在城内北部白家庄一带,东西城墙附近,城外西北的铭功路制陶作坊、人民公园,城北的紫荆山及城南的南关外都有分布。这些墓葬中,墓室面积可知者有34 座,其中19 座在1 平方米以上,15 座在1 平方米以下。有腰坑的墓葬约占五分之一,有的在腰坑内殉狗,个别墓内有殉人。部分墓中发现有木质葬具痕迹,有的有朱砂。有随葬品的墓葬共26 座,占全部北向墓的60.5%,其中有铜容器者11 座,随葬铜容器多在两件以上;有玉器、陶容器的墓葬所占比例也较高,不少墓中玉器数量较多。有的墓中还出土有铜兵器、工具或原始瓷、硬陶、卜骨等。
南向墓以铭功路制陶作坊数量最多,次为南关外,另在人民公园、白家庄及西城墙附近有少量分布。墓室面积可知者34 座,其中20 座在1平方米以上,14 座在1 平方米以下。有腰坑的墓葬所占比例低于北向墓。个别墓中有木质葬具痕迹,或有朱砂。有随葬品的墓葬共23座,占南向墓的59%,与北向墓比例接近,但有铜容器者仅6 座,且每墓多一两件,显著低于北向墓。随葬有陶容器的墓葬数量较多,部分墓葬出土有玉器、圆陶片(陶饼),个别墓中还出有铜刀、原始瓷尊等。
东向墓主要见于内城外南部的南关外一带,另在人民公园、紫荆山及北城墙附近也有发现。墓室面积可知者,仅有3 座在1 平方米以上,13座在1 平方米以下。均无腰坑、殉狗。未见木质葬具,仅个别发现席痕或有朱砂。97ZSC8ⅡT166M6 较特殊,为3 人合葬,随葬品较丰富,有铜鬲、盉、戈及玉柄形饰、骨蚌器,并有一组由93枚海贝和1件绿松石构成的项饰。其余墓葬均无铜、玉或骨蚌器,有陶容器者也仅3座。
西向墓也主要见于南关外一带,在白家庄一带及人民公园也有少量发现。面积可知者4 座,均在1 平方米以下。所有墓葬均无腰坑、殉狗,亦未见葬具,仅1 座墓内有朱砂。不见铜、玉及骨蚌器。2 座随葬有陶容器的墓葬均位于城内北部的C8区。(表一)
表一不同方向墓葬的部分葬俗及随葬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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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有此项特征的墓葬占本方向墓葬总数的比例。因一些墓葬遭破坏或盗扰,是否有腰坑、葬具或某些种类的随葬品已不可知,故比例仅供参考。
可以看出,不同方向的墓葬在数量和等级上有较明显的差异。其中南北向墓葬数量较多,等级普遍较高,尤以北向墓中的高等级墓葬所占比例最高;东西向墓葬数量少,等级普遍偏低,而又以西向墓数量最少。东西向墓葬中有一些可能是非正常埋葬(详后)。换言之,高等级人群的墓葬普遍北向或南向,个别东向;而非正常埋葬则多为东西向。从分布上看,同一墓向的墓葬有一些相对集中的情况,如东西向墓葬多见于南关外,南向墓以铭功路较多;但整体而言,同一墓向的墓葬均见于不同地点。
值得注意的是,东西向墓葬中,唯有东向墓97ZSC8ⅡT166M6 随葬品丰富,等级最高。该墓年代偏早,发掘者认为可能早于二里岗时期。除此之外,在包括郑州商城在内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址中,东西向墓都是数量少、等级低的。但在晚于二里岗期的洹北商城时期,东西向墓葬显著增多,且有不少等级较高。据笔者统计,洹北商城遗址东向墓占41.7%,与北向墓数量相若;同一时期的藁城台西墓葬中,东向墓占38%;年代在洹北商城至殷墟前期的郑州人民_园期墓葬中,东向墓占80.9%。近年在洹北商城铸铜、制骨作坊附近发现的墓葬以“东西向居多”,同一时期的阜南台家寺墓葬大多向西。从台西墓葬的情况看,10座有铜容器随葬的墓葬中,除1 座方向不明外,东向墓占4 座,表明东向墓在等级上并不明显低于南北向墓葬。
对于上述现象,可有两种解释:一是不同墓向代表不同的人群,洹北商城时期东西向墓葬所代表的人群显著增加,地位亦明显提升;二是商人的葬俗至洹北商城时期发生较大变化,包括很多贵族在内的人群采用了东西向埋葬方式。考虑到二里岗和晚商时期,多数商文化墓地均以北向墓为主,不太可能出现同一人群的墓向两次大幅变动的现象,故第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根据文献记载,商代中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弟子争立,王都数迁。如果不同的墓向与不同的族群有关,则洹北商城时期不同墓向墓葬的数量和等级的变化,可能意味着不同族群势力的消长,这或是王室纷争的背景。
二不同地点墓葬考察
郑州商城已发表的墓葬基本都与同时期居址相交错,未见明确的单纯墓地,也未见大型墓地。结合郑州商城的遗址分区来看,不同区域的墓葬有一定差异,以下选择墓葬相对集中的区域进行考察。
内城北部的C8 区,见于发表的墓葬有15座,大多数位于城东北部的白家庄一带。这一区域也是夯土建筑最密集的区域,被视为“宫殿区”或“宫城区”。这些墓葬基本都有随葬品,其中随葬青铜容器者8 座,每墓随葬铜容器多为两件或两件以上;陶容器以豆居多,次为鬲、盆、斝、爵、盉等。有铜容器随葬者,往往还有较多的玉器及象牙、蚌贝器、圆陶片等;随葬陶容器者则很少有铜容器、玉器,不见象牙、蚌贝器、圆陶片等,显著地分为两个等级。至少4座墓中有木质葬具痕迹,6座有朱砂,数量虽然不多,但相对而言,仍是各地点墓葬中有葬具或用朱砂比例最高的。明确有腰坑的墓葬仅有1座,腰坑内有殉狗,2座墓中有殉人。
内城其他区域的墓葬见于报道者不多。仅知2001ZSC8ⅢT61M1 位于城内西南,今西大街东段北侧,墓主头向北,墓底有腰坑;随葬有铜爵、斝、戈及锯、钁,并有玉器、圆陶片、卜骨等,等级较高。
商城内还有所谓“环城墓”,见于发表者主要在内城北、东、西城墙的内侧。严格说也应属于内城中的墓葬,但因与城墙关系密切,葬俗特殊,故作单独考察。其中北城墙6 座,均无铜容器,仅1 座随葬有铜戈;4 座有陶容器,以鬲、豆、簋为主,另有罐、斝、爵;有少量玉石器、圆陶片等。3 座葬式可知者均仰身直肢,头向东。仅1 座有腰坑、殉狗。个别发现有棺痕、朱砂或席痕。东城墙3 座,规模较小,随葬品很少,有豆、簋、器盖及鹿角。葬式可知者2 座,均仰身直肢,头向北。未见腰坑殉狗,亦无葬具。西城墙8 座,仅1 座有铜容器;4 座有陶容器,器类有鬲、豆、盆、爵和斝;个别有少量玉器。葬式可知者大多仰身直肢,4座头向北,4座头向南。仅1座墓内有木棺痕,有的有朱砂。
铭功路制陶作坊是已发表墓葬较为集中的一个地点,位于西城墙北段外,今第十四中学院内。见于发表的墓葬共31座,其中一些墓葬葬于居室中。有随葬品的墓葬共23座,其中有铜容器者5 座,每墓均为1 件;随葬陶器的墓葬较多,器类以鬲为主,次为盆、豆、簋、斝、爵等,簋的出现几率较其他地点墓葬略高;部分墓葬中随葬有玉器,此外还有一些石、骨、蚌器及圆陶片等。仅2 座墓中发现有木质葬具,2 座墓内有朱砂。墓向可知者,南向墓有21 座,北向墓仅8座,后者相对集中于发掘区东南。6 座墓葬中有腰坑,其中5座有殉狗。此外,1965年在铭功路西发掘的M2、M4 位于制陶作坊之南,相距较近,可能与作坊有一定关系。两墓均南向,随葬48 有铜容器、玉器、圆陶片等,MGM2的铜容器达6 件,且有铜戈、刀和原始瓷、骨蚌器等,等级较高。
人民公园位于内城西墙北段外,20 世纪50年代在其内发掘了彭公祠和青年湖两个地点。彭公祠偏西,有墓葬4 座,均无任何随葬品。青年湖偏东南,有二里岗期墓葬13座。其中仅2座有铜容器,2 座有铜刀;随葬陶容器的有6 座,器类以爵、斝居多,另有豆、盆、簋;部分墓中出有少量玉器及涂朱圆陶片、骨簪、卜骨等。墓内多未见葬具。葬式可知者均仰身,以北向居多,也有东、南向者。5 座墓中有腰坑,其中2 座有殉狗。1 座墓中有殉人。此外,在北二七路发掘有4 座墓葬,与青年湖发掘区较近。这4 座墓中除1 座规模相对较小,无腰坑、殉狗,亦未见葬具和随葬品外,余3 座皆有腰坑、殉狗,墓主头向北,均有铜容器随葬,有的还有铜刀和较多玉石器、圆陶片等。
内城外南部的C5、C9 区见于发表的墓葬有38 座,其中至少有6 座位于南关外铸铜作坊已发掘探方内。这些所谓墓葬有近半数墓圹不清,有墓圹者亦多狭小;葬式清楚者有半数为屈肢,不少侧身或姿态不自然,有的肢体有残缺或有捆缚痕迹。墓向杂乱,以东、西向稍多,北、南向次之。基本都无随葬品,唯有陇海北二街中段的87ZSC5M1 规模较大,随葬有铜容器鼎、爵及陶鬲、尊等。
可以看出,不同地点墓葬的等级和葬俗存在一定差异。如内城中墓葬的等级普遍较高,随葬品数量和种类均较丰富,但设腰坑的墓葬比例似略低;铭功路制陶作坊及其附近的墓葬以随葬陶器为主,南向墓数量较多,有在居室内埋葬的现象;人民公园墓葬等级偏低,但腰坑墓比例似稍高,随葬品中陶鬲较少。至于环城墓,前引冉宏林文已经指出,其等级普遍不高,多随葬陶器或无随葬品,墓主头向与城墙走向一致。
若结合目前对郑州商城布局的了解,则不同地点的墓葬与其所在区域的性质和功能有密切关系。如内城中夯土基址分布较广,尤以东北部最为密集,这与内城中墓葬等级普遍较高相应。铭功路制陶作坊、南关外铸铜作坊及紫荆山铸铜、制骨作坊中的墓葬,虽多未见其墓主作为手工业者的直接证据,但因其在时空上与作坊遗址重合,则至少有一部分应与相应的手工业者有关。此外,人民公园及北二七路若干墓葬中出土的铜刀少见于其他地点,其地邻近铭功路制陶作坊,其东北的河医二附院也曾发现有铸铜遗存,这些墓或也与手工业者有关。
包括南关外在内的内城外南部墓葬等级较低,多无随葬品,尤其是一些死者姿态特殊,或肢体有残缺,可能不是正常埋葬,或与铸铜等活动中的祭祀有关。不过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铸铜作坊的手工业者,因作坊受到严格管理和控制,其从业者的地位较其他手工业者更为低下。殷墟小屯西北地的墓葬,多数规模较小,且多无随葬品,分布较杂乱,结合附近的铸铜和玉石制作相关遗存来看,其墓主身份或可能类似,即所谓“工奴”。
应该注意到,上述同一地点或区域内墓葬的葬俗也不尽相同。如制陶作坊内,北向墓相对集中于发掘区东南,似乎有更为密切的关系,但却与大量南向墓共处同一作坊中;人民公园青年湖的部分墓葬相对集中,但墓主头向各异。这表明郑州商城的人群是依其等级身份或从事的职业而聚集在不同区域,同一区域内人群的构成是多元的。
三商墓的分布与商城功能
根据目前对郑州商城功能分区的认识,不同的功能区主要是以内城及外郭城为界隔的。如内城中是“统治阶级生活的主要场所”,其中东北部可能是宫城所在;紫荆山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位于内城外北部;南关外铸铜作坊位于内城外南部、外郭城之内;铭功路制陶作坊则位于西北部,可能在外郭城之外。根据前文讨论,商城中墓葬的等级及墓主身份与所在区域的性质和功能密切相关,因而郑州商城的内城和外郭城也是划分不同区域墓葬,进而也应是区隔不同人群的重要界限。
一般认为,城墙的主要功能是防御。但从郑州商城布局看,专业化的制陶作坊位于外郭城之外,作为核心手工业的两处铸铜作坊也均在内城之外,这些重要的、有组织的生产活动并未受到城墙的刻意保护;从墓葬分布看,一些与手工业有关的贵族可能也生活在内城甚至外郭城之外。事实上,已有学者指出,夏商西周时期的作战多不据城防守,其时城墙的对外防御功能可能不像后世那样突出。因而对郑州商城的城墙,应考虑其多重的功能和意义。结合郑州商城规模和布局看,对大量汇聚的人群进行区隔和控制,应是商城城墙的重要功能。
从墓地形态看,包括郑州商城在内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未见大型墓地,与目前所见先商文化的墓地存在较大差异。后者规模较大,墓葬排列相对规整,应存在相对严格的规划,暗示了大的亲缘群体的存在和强有力的控制。而郑州商城墓地规模均较小,墓葬分布依等级和职业而区隔,可能代表了大型亲缘群体的解体和新的以地缘和职业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的兴起。若此推测不误,则伴随着郑州商城的建造,应有一个人口大量聚集和社会重新整合的过程,而城墙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对人群进行区隔和重新整合的作用。
对不同人群进行控制和管理,重心是管控贵族群体。郑州商城内城面积达300 万平方米,其内夯土基址分布广泛,墓葬等级亦普遍较高,应是贵族聚集区,这表明内城的修建应与贵族人群的整合和控制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相对于内城的宏大严整,偏居东北隅的宫殿区是否有闭合的宫墙尚难确定,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时期商王的地位尚不突出,城墙是王权和非亲缘性社会组织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人群进行控制的重要设施。这也是晚商时期伴随着王权和地域性社会组织的发展,都城内不再修筑城墙的原因。
除了区隔、整合都城人口外,郑州商城的城墙可能还有重要的宗教意义,这突出地表现在环城墓上。环城墓是伴随着早商城墙的建造而出现的新的葬俗,冉宏林认为环城墓的形成与其墓主生前居住在城墙附近,死后择高而葬有关。目前所见的环城墓基本都位于内城城墙内侧,方向与城墙一致,这种规律性意味着城墙在当时特定人群的丧葬活动乃至宗教观念中有着突出地位。如前所述,郑州商城内城中主要是贵族聚集区,而环城墓等级普遍不高,虽然环城墓的墓主生前很可能也居住在内城中,但内城中高等级人群是不流行沿城墙而葬的,环城墓的性质及墓主身份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此外,在郑州商城曾发现三个青铜器坑,均位于内城外200 米的范围内,当与城墙有密切关系。最近张国硕先生撰文对其性质做进一步辨析,认为这些青铜器坑与祭祀城垣及护城河有关,这也可以作为城墙具有宗教意义的重要证据。
总之,伴随着郑州商城的修建,商城中的墓葬分布和墓地形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墙与墓葬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一方面,在都城人口大量汇集、大型亲缘组织趋于解体的情况下,城墙以其隔划起到了重新整合人群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以其宗教意义吸引特定人群沿城埋葬,形成了“环城墓”的特殊葬俗。
附记:文成之后,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刘亦方同学指正,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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